安波就是冲着奖金，才到瑞达医药工程公司就职的。按照他的想法，除了做公司与职务相应的日常工作获得工资，如果每签下一单合同并且款项到位，就能拿到15%的提成作为奖金，那他的生活会过得非常不错。

    没想到的是，2005年1月1日安波正式到瑞达上班三个月后，双方的合作就开始出现分歧，在工资奖金额度问题上越搞越僵以致走上法庭。从2007年4月起到今天，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安波已数次把瑞达告上法庭。

    前几天刚刚开过庭的上诉审理中，双方继续争执不下。孰是孰非，静待判决。

    遭遇降薪

    是老板克扣还是业绩不好

    安波原本是某省一家公司驻京办负责人，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业务。2004年秋天，安波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瑞达医药工程公司的董事长薛兰。当时，他们做着同一行当同一链条的前后两个环节上的业务，只是薛兰做得大，安波做得小，而且安波自“非典”以来业务开展不很顺利，正希望找机会可以形成转机。薛兰在谈一个大项目缺少有力的人手，安波有不少可靠的业缘但苦于没有像样的平台施展，俩人一拍即合，2005年1月1日安波和瑞达的董事长薛兰签下《聘任合作协议》，做了瑞达的副总经理。

    按照《协议》，安波要配合薛兰管理公司行政事务，参与公司重大问题决议决策，同时负责市场开发，承揽医药、电子、食品等行业的工程设计项目，享受的待遇为：月薪5000元和业务提成奖金。《协议》有效期从2005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。

    一开始的三个月一切顺畅。围绕着薛兰看好的一个基建项目，安波参与了各种相关的公关活动，但是，项目最后的招投标会议，根本就没有通知瑞达参加。是瑞达不具备承接此类项目的资质，还是安波工作不力致使一个重大项目丢了单？安波和薛兰之间各执一词，安波说瑞达根本就是要去拿一项超经营范围的项目，薛兰认为是安波搅黄了一件本来势在必得的大单生意……

    2005年4月，安波的工资单上只开出了3500元。在法庭上，安波说这是无缘无故的克扣，薛兰说这是因为业绩不好双方口头上达成的约定。3500元，这样的工资额度一直发放到2006年8月。

    奖金梦碎

    手加的“1”是真是假

    被“克扣”了工资的安波依然在瑞达继续工作。以他自己的计算，他在“任职期间承揽工程设计项目5个，签单6份，总标的额约210万元”，按照《协议》条款，可获得15%的提成，合计315000元作为个人奖金。而薛兰“仅支付业务提成20000元，尚欠295000元未付”。对此薛兰矢口否认说：提成比例不是标的额的15%，而是公司收到款项的5%；且“15”中的“1”是被后加上去的。

    人们看到的那份只有两页纸的《协议》确实有些“花哨”。除了骑缝章和协议双方的最后签名盖章，在第二条款处，还被加盖了两个章，分别针对“享受月薪五千元和15%业务提成奖金”中“15%”中手写加入的“1”，还有在这一句话后面手写的文字“（含各项目方与中介方各25%利益，乙方（指安波）全权调节支配这15%）”。手写字迹是安波的，但薛兰说，公章虽然确实是瑞达的，但那是安波自己私盖上去的。谁是谁非？

    俩人的纠纷绝对不可能就此打住。

    解除合同 时间从何时算起

    从2006年9月到2007年3月，安波再也没有得到过瑞达的工资，按照安波的说法，是被“每月克扣5000元”；而他从2007年4月起再没到瑞达去上班，因为2007年3月28日，瑞达内部发出了一份《紧急通知》，告诉瑞达的各个业务单位，安波这个人已经被公司解聘；4月2日那天，他办公室的门锁被更换，他本人进不去门，双方因此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……

    安波学过法律，“我喜好关注法律方面的事，北京晚报法制版的文章我每天几乎字字不落都看”这句话，他总跟人说起。也许就是这种学习和喜好，在他与薛兰的很多事情上，他几乎都有证明材料可提供，呈送给法庭的证据就达50多份。于是谁都不难看出，在与薛兰的合作中，安波确实是留了些心眼的，对此安波的解释是，进公司之前就听说薛兰是个有些不太规范的人，经常说话不靠谱或者不兑现，因此他坚持和薛兰签下了那份《协议》，并坚持合同的有效期长达4年，而据说瑞达的其他员工都没有签署过相类似的劳动合同。

    之后的事情，凡出现问题，安波都会以书面的形式与薛兰沟通，这些沟通的文字，也都被留存了下来。

    这些举动和习惯，为安波帮了不少忙。比如，从工资被降为3500元的第一个月起，每一次领工资签字时，安波都在工资收条上写下“欠1500元”的字样；相反对于这种降薪是有“口头约定”的说法，薛兰无法提供证明。

    再比如，薛兰说因为安波工作不称职，导致了企业营业额下降，安波因此于2006年8月2日提出辞职，公司于8月28日发出了《关于辞退安波在公司工作的通知》，解除安波与瑞达的劳动关系。但是安波提供了一份时间为2006年8月2日签署的《甲方解除聘用合作协议书单方承诺书》以及另一份2006年9月他与薛兰签订的《补充协议兼劳动合同》，上面都有薛兰的签名或公司的公章，看上去一下就说明了安波本人从未辞职，并且一直是瑞达的一员，一直在为瑞达工作；相反薛兰说《补充协议》是假，公章是安波盗用，但对这样的“指控”，她始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……于是，安波有理由一再强调，他与瑞达的劳动关系，是薛兰单方面违约，甚至是“严重违约”解除的。

    当然，双方争执的焦点绝对不是在这数目小小的工资上面。

    不屈不挠

    法院该不该支持奖金之诉

    其实，从2007年4月3日，也就是办公室门锁被换的第二天，安波向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开始，他在几场官司中似乎都是“赢”家，但是他自己认为他一直“输”着。

    仲裁以超过时效期为由，最后裁决“瑞达公司一次性支付安波2007年2月、3月工资10000元”——这是第一场官司。裁决结果与申请的标的485500元（拖欠工资、奖金375500加上违约金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110000元）相去甚远，安波当然认为不公，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——这是第二场官司。

    2008年7月25日，针对安波的起诉，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瑞达给付安波拖欠工资60500元、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10000元；给付拖欠工资违约金50000元，共计120500元。但是对于安波主张的根据签下210余万元业务合同，他应该得到相应15%提成奖金30余万元的请求，认为没有充分证据支持，未与认定。

    安波认为工资其实仅仅是6万余元，奖金却是近30万之巨，明显高出工资5倍之多，尽管看上去自己得到了法院的支持，认定了瑞达拖欠工资的事实，是他胜诉了，但“权衡利益此胜诉如同败诉”。因此安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——这是第三场官司。

    眼下，安波有很多话要说，而薛兰什么话也不想说。“等判决吧，等判决了，再怎么样再说……”本报将跟踪报道此案判决。 （文中当事人为化名）本版采写 孙红